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  劉尚希

劉尚希表示，能源轉型是由風險引發的——人和自然的沖突，迫使我們不得不進行綠色低碳轉型，包括能源轉型。低碳綠色轉型包含的能源轉型、能源革命由風險引發，說明能源轉型過程中面臨著一系列的風險，只有認識到風險本質，察覺到風險鏈，才能使企業面對政策時找到應對風險的真正依據。“能源轉型帶來的影響是深刻的、全局性的、整體的，矛盾的表象促使多樣化選擇，是風險權衡的結果”。

在其看來，能源轉型的風險權衡非常復雜，涉及到成千上萬個不同的參數，很難使用現有的數學模型進行模擬計算。相關學者認為風險是有概率的，不確定性是沒有概率的，通常以概率描述未來的風險作為支撐進行項目決策。

“從這個意義上講，整個人類對風險的認識處于入門階段。風險思維尚未真正形成，更談不上風險研究范式”，劉尚希稱，風險超越了“二值邏輯”，它是一種無法描述的量子疊加態。若想真正在面對未來的時候作出恰當且符合現實需要的風險權衡，需要將風險概念向風險思維進而形成研究范式轉化。

他認為，在能源轉型的過程中充滿不確定性和各種各樣的風險。從全球來看，這是國際博弈的風險。認識到人和自然的沖突是不可持續的，特別是發現溫室效應后，全球意識到人與自然的沖突必須要調和，回到中國 “天人合一”的傳統文化。

在工業革命時期，人的理性自負達到了高峰，意欲凌駕自然之上。但現在人類已認識到，人與自然的沖突最終輸家將是人類。目前，全球可持續發展達成共識——通過綠色低碳轉型調和人與自然的沖突。

但他也強調，發展中國家首先還是要發展，實體經濟難以做到對環境的零損害。“我們盡管已經承諾 ‘3060目標’要朝著零排放的方向努力，但是要真正做到零排放并不容易。在這個過程中，對經濟、對社會甚至政治都會帶來一系列影響”。

低碳綠色轉型、能源轉型過程中，經濟增速存在放慢的可能，社會風險被國際高度關注。國際上許多國家未雨綢繆，采取根據氣候變化對風險進行壓力測試。

他擔憂稱，在能源轉型過程中，對經濟風險、社會風險、成本上升要進行匹配。“曾經為了盡快實現3060目標，部分地區采取‘三控政策’控制能耗，繼而出現了拉閘限電導致先進企業無法開工的嚴重負面問題，造成嚴重影響，后被中央糾正”，劉尚希舉例。

他強調，關注環境氣候風險的同時，還要意識到，在轉型過程中對經濟造成的沖擊將引發經濟的風險，而經濟的風險將引發社會的風險，影響到民生、就業等等，這種風險無所不在。

在其看來，風險在不斷轉化，在能源轉型的過程中，面臨國家能源轉型的政策確定和實施、碳定價、碳市場等問題。不同的目標、政策、實施路徑引發的風險、形成風險組合和風險結構都是不同的，挑戰非常大。看似是明確的目標，放在風險的視角下觀察，明確的目標就變得模糊了。比如生態學家、環境專家們發現，清潔能源可能會引發新的環境風險，比如風電對鳥類的影響，對生態鏈的影響等問題不斷衍生。對企業來說，這些風險都會轉化成企業的成本，對資產負債表的影響是巨大的。

假如，以零排放、零碳作為基準進行估值，現有的資產負債表將會全部改寫。風險價值在資產評估中將扮演減值的角色。會計準則里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所以開始有減值準備。在這基礎上，不僅要考慮到時間價值，更要考慮到風險價值的風險折現率，現有的資產負債表上的數字可能大大縮水。

劉尚希指出，從能源的供應者、能源的使用者來說，面臨的估值變化是不一樣的。高碳行業風險折現率高，風險就大。低碳行業，風險折現率低，風險就要小得多。從碳的分布角度，如果從碳的角度來設定風險的基準，不同的含碳行業、含碳企業，資產負債表的風險折現率是不一樣的。在能源轉型大背景下，企業要進行并購重組，高碳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將賣不起價錢，就會極具縮水，必然導致要向綠色能源傾向。含高碳能源的供給企業，毫無疑問，在兼并重組中價值就會大大貶值。對所有的企業來講，在能源轉型的過程中把風險因素考慮進來以后，要重新認識每一個企業的資產負債表，每一個行業的資產負債表。

“這就需要作出風險的權衡。要避免在轉型的過程中轉得過急，若從技術、管理、承受能力方面無法承受，無法消化其所帶來的成本，有可能導致發展速度急劇放緩，使得大量企業退出市場”，劉尚希告誡，能源轉型的過程是非常復雜的，充滿了不確定性，所以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未來是不確定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只能通過把握風險一點點往前走，避免因為對風險的誤判，在風險權衡中產生錯誤的認知而導致行動帶來災難性的后果，這是我們在能源轉型過程中要注意的”，他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