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火車司機比以前舒服多了，因為經過連續5次提速之后，火車反而比以前更安全了，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有了一個中央控制系統。每列火車都在各自的運行區間里運行，什么時候需要減速、什么時候需要停下來，中央控制系統都會發出指令。在中央控制系統的顯示屏上，連火車的車輪都能看得很清楚。因此，火車司機需要做的事情，更多的是處理臨時發生的意外情況，例如有人突然橫穿鐵路。甚至可以說，即使有恐怖分子劫持了火車，中央控制系統也會采取應急措施，避免出現重大的惡性事件。”在T103次列車上，一位在鐵道部工作的官員如是說。
而在上海的南北高架公路上，當華燈初上的時候，出租車司機這樣告訴乘客：“現在整個城市的交通照明，不是像過去那樣按鐘點開、關了，而是有一個根據光線明暗程度自動控制開關的照明控制系統。”
記者親身經歷的這兩個例子，從一個側面說明了無論是在國民經濟的運行還是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中，儀器儀表和我們的關系都越來越密切了。
工業的“神經中樞” 與最后的安全屏障
經濟全球化的結果，很有可能會造成一些國家是頭腦國家，另外一些國家是軀干國家。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必須既有軀干又有頭腦，而儀器儀表恰恰是頭腦的“神經中樞”，也是最后的安全屏障。
據中國儀器儀表行業協會理事長奚家成介紹，儀器儀表品種門類繁多。其中，對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和重大裝備影響最大的，是自動化控制系統及主干現場儀表和關鍵精密測試儀器，有很大的市場發展空間。以廣泛應用于工業領域的DCS（分散型數字控制系統）為例，我國DCS市場目前正處于上升和發展的成長期，還處在從大型工程逐步向中小型工程、從主應用領域（如石化、化工、電力和冶金等行業）逐步向全工業范圍（如市政、食品、建材、環保和交通等領域）擴展的階段，市場遠沒有飽和。特別是近年來，大量的國內企業紛紛采用先進的DCS改造傳統產業，吸引全球的DCS制造商將目光轉向中國市場。
“儀器儀表是現代工業核心技術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在世界上都是公認的。”奚家成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作了肯定的回答。他強調說，對于這個問題有關方面的反應一直很強烈。
一方面，以王大亨為代表的一些中國科學院院士，多次上書國務院（幾乎政府每換屆一次就上書一次），從科研的角度強調中國的儀器儀表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果高等級、高檔次的儀器儀表不能自立，中國就不能成為科技大國，就不能成為創新型國家。有數據顯示，在包括物理、化學、生物在內的自然科學領域，有接近60%的諾貝爾獎與儀器儀表有直接的或間接的關系。比如發明了顯微鏡后，人們知道世界是由很小的微觀粒子組成的。
另一方面，中國工程院的一些院士和中國儀器儀表行業的一些專家從工業發展的角度呼吁，大型企業的控制系統如果被外國所壟斷就根本不能自立。因為稍有風吹草動，人家高檔的儀器就不賣給你，要么賣給你的就是低兩三個檔次的儀器。
奚家成表示，隨著整個裝備工業的大型化、復雜化、信息化和集成化，儀器儀表在現代工業中的重要性，已經從過去所說的“五官”，上升到現在的“神經中樞”。隨著大裝置越來越復雜，坐在控制室里就能夠看到整個現場。經濟全球化的結果，很有可能會造成一些國家是頭腦國家產生并輸出知識，另外一些國家是軀干國家只引進和應用知識。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必須既有軀干又有頭腦。而儀器儀表，恰恰是頭腦的“神經中樞”，因為信息化是和控制系統連在一起的。以發電設備為例，如果電機、鍋爐和汽輪機是國內的，而測控設備是國外的，那么企業就不知道用什么參數控制主設備的運行，人家賣給企業的這個軟件等于“黑軟件”。
奚家成強調說，沒有高水平、高質量的測控設備，大型化、高參數化、工況復雜化的現代工業重大裝備將無法運行。現代流程工業的工藝參數、技術特點、Know-how專利，絕大部分都由主設備與測控設備軟硬件緊密結合予以實施。儀器儀表在代表我們國家命脈的重化工業、大能源工業中發揮的作用，不但是正常運行的“神經中樞”，而且是最后的安全屏障，因為任何安全隱患的異常反應都首先出現在儀器儀表上。
跨國企業強勢進入 國內用戶能用而不用
一方面，跨國公司的強勢進入，使中國儀器儀表行業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用戶對國產的儀器儀表能用而不用或者想用而不敢用，又使企業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
奚家成告訴記者，與別的行業相比，中國儀器儀表行業的市場準入形勢，似乎顯得更加嚴峻一些。一方面，因為門檻高，國產儀器儀表不容易進入這個市場，是這個行業非常典型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因為跨國公司的強勢進入，已經使中國儀器儀表行業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了。
從工業總產值和銷售額這兩個指標來看，已經本地化了的外資企業，占有的市場份額大體上是44%左右。而從國外進口的儀器儀表，還要占到市場份額的20%左右。這兩項加起來，已經超過了市場份額的一半。儀器儀表行業的一個特征就是貿易逆差比較大，是機械工業13個行業里逆差最大的一個。2005年進出口總額193.59億美元，其中進口高達140.14億美元。再加上跨國公司的經營、資金、服務和人脈關系等優勢都非常明顯，包括大家眾所周知的到外國的免費旅游等。國產儀器儀表即使在技術上達到了進口產品的水平，也仍然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更讓人困惑的是，用戶對國產的儀器儀表能用而不用、想用而不敢用，又使企業陷入孤掌難鳴和孤立無援的境地。特別是現行的國產化的考核方法，不是按核心技術而是按投資總額的百分比考核。由于國產的儀器儀表所占的絕對值不大，因此很容易被當作了分母。
記者在采訪中還了解到，有專家曾經說，上海一家非常有名的儀器儀表企業，就是因為總是被國內的用戶拒之門外，結果被逼無奈把自己近90%的股份賣給了GE。而跨國公司為了大舉進入中國的市場，甚至不惜采用了低價傾銷的策略。例如今年9月，在寧波某石化企業全廠性的自動化控制系統招標中，日本一家企業以超低價中標，其成交價只相當于國內企業報價的30%。這種低價傾銷的現象，以前還沒有出現過，而國內目前也尚未出臺相應的政策。凡此種種，無不使國內企業陷入腹背受敵的困境。
夾縫中求生存 國內企業無奈“曲線救國”
通過“出口轉內銷”、“農村包圍城市”、“肥水不流外人田”等策略，國產儀器儀表已經在一些行業取得突破，并開始打破外資的壟斷，但在另一些行業雖有發展卻依然不容樂觀。
難能可貴的是，國內企業盡管在夾縫中求生存，仍然左沖右突，平添了幾多希望的亮點：
一是“出口轉內銷”。國產儀器儀表自主化的一個關鍵問題，是首臺首套產品用戶不用。在自主創新的首臺首套產品市場準入難以突破的情況下，北京和利時的首臺首套業績是在巴基斯坦取得的。該企業為巴基斯坦恰希瑪核電站研制的自動化監控系統，是和利時在核電自動化領域接下的出口第一單。
就在巴基斯坦核電項目實施的過程中，和利時贏得了核電秦山聯營總公司的關注和信任，并最終贏得了秦山2×600兆瓦核電二期工程電站過程計算機系統的合同。此后一發而不可收，和利時中標自動控制系統的陜西國華錦界60萬千瓦1號亞臨界火電機組，已于今年10月正式投入運營。
二是“農村包圍城市”。國產儀器儀表自主化的一個悖論，是國有企業對進口產品情有獨鐘，而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反而支撐和“養大了”一批儀器儀表企業。以浙江中控為例，企業每年中標的1000多個項目，有70%～80%是從民營企業那里獲得的。如今，很多國有企業也成了浙江中控的“鐵桿用戶”，例如馬鞍山鋼鐵廠的30多套控制系統、杭州龍山化工總廠的10多套控制系統都是購買的浙江中控的產品。目前，該企業開發研制的控制系統在石化、化工行業的市場占有率已達到全國第一位。
三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中國電力集團總公司屬下的國電智深，如今已不再是“墻內開花墻外香”，而是憑借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先后中標了河北龍山電廠60萬千瓦亞臨界火電機組的自動控制系統、大連莊河電廠60萬千瓦超臨界火電機組的自動控制系統，并已簽訂合同，第一套設備今年交貨明年投入運營。
有專家指出，國產儀器儀表已經在電力行業取得突破，開始打破外資的壟斷。但在其他的一些行業形勢仍然不容樂觀，例如在石油化工領域，仍然是“大象的屁股——推不動”。有人甚至直言不諱地說，煉油的工藝比較簡單也比較穩定，國產的測控設備完全可以滿足用戶的需求，但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這些大型企業是很難采用的。
制造創新與應用創新脫節 產品市場準入的困難大于研發
過去有偉人講過這樣的話，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現在加快振興裝備制造業，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同樣不可忽視，甚至可以說成敗在此一舉。
有一種風險，叫做政策風險。很多儀器儀表設備進口整機免稅，但國內企業自主研發的產品中部分零部件的進口卻要上稅，這就從政策上人為地削弱了國內企業的競爭力。有專家考查過深圳的一家醫療儀器企業，該企業生產的危重病人監護儀可以大量出口，但在國內銷售卻受到歧視，原因就是政府定價。醫院使用進口的監護儀每小時收費約20元，而使用國內儀器每小時收費約2元。醫院為了追求高回報，就不會買國內企業生產的儀器。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進口儀器價格賣得貴不見得不出毛病。例如業內都知道的上海大乙烯石化工程，雖然用戶購買的是價格昂貴的進口儀器，但照樣出了問題，只是出了問題以后沒有人追究罷了。而不少企業的高管，在談到一些高端用戶熱衷于購買進口儀器的原因時，用的最多的兩個字是“有錢”。為此有專家認為，所謂公款消費，不僅僅存在于生活資料領域，也存在于生產資料領域。因此，中國有必要設立“購買國產裝備專項貸款”，讓國家的錢“好鋼用在刀刃上”。
奚家成則一針見血地指出，加快振興裝備制造業需要解決觀念、體制、政策三大問題。在談到首臺首套的政策時，奚家成建議引入保險機制。也就是說，讓保險公司參與進來，給首臺首套上保險。與此同時，還要建立起相應的評估機制。例如，美國對一些重大的項目要開聯席會議，請方方面面的人一起來研究。中國現在還沒有這種“聯席會議”制度，可以先建立起一種評估機制，請全國的專家來把關，請保險公司參與招標，真正給國內的企業一個公開、公正、公平的競爭機會。在他看來，純粹按投資總額百分比考核國產化的政策應該得到調整。
記者注意到，由于儀控產品的制造創新與應用創新嚴重脫節，企業普遍反映市場準入的困難大于研制開發，落實試點應用耗費的時間、精力超過技術攻關。與此同時，在一些已宣布成功的國產化項目中，儀控產品仍全部進口。
針對一些高端用戶購買國產儀控產品沒有動力的現狀，浙江中控總裁金建詳建議，凡大型或超大型企業應用國產自控裝置成功的應給予確認，例如授予科技進步獎。而拒絕應用國產測控裝備的企業高管，給予相應的處罰。為了使高端用戶想用不敢用變為愿用和敢用國產自控裝置，金建詳建議設立風險金，為用戶化解風險。同時，國家要提出一個系統的完整的解決方案，例如在項目審批中提出明確的國產化要求，盡快啟動試點工程。
目前，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導師、教授和專家普遍使用進口儀器，而這些導師、教授和專家與其助手、學生有一個傳承關系。長此以往，我國的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將成為進口儀器的“培訓中心”。對此，北分瑞利總經理王建春指出，這些導師、教授和專家應該率先垂范，帶頭使用國產儀器。他告訴記者，國家曾經成立過一個大型儀器辦公室，現在應該繼續發揮協調作用。
北分瑞利董事長、黨委書記閆增序認為，改革開放近30年了，國產儀器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國家應該提倡用戶使用國產儀器。與此同時，國內的企業應該大力拓展國產儀器的市場功能，真正成為自主創新的主體。在他看來，加快振興裝備制造業不是一個企業單打獨斗的游戲，而是一項團體賽。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要贏得這場比賽，既要有“參賽選手”，也要有“陪練隊員”。因此，制造部門和應用部門不但要志同道合，而且要同心協力。換句話說，就是軍功章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國內主要制造企業
和利時
始創于1993年3月的北京和利時系統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如今已發展成為一家在工業自動化控制和信息管理領域的現代高科技企業。企業擁有包括大型綜合監控系統、分布式控制系統DCS、可編程控制器PLC在內的多種品牌的自主產品，擁有自主開發的產品專利和計算機軟件著作權50多項。在國家認定的企業技術中心排序中，和利時列第36名，是儀器儀表行業的佼佼者。
浙江中控
浙江中控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自動化產品科研開發、生產制造、市場營銷及工程服務于一體的國家級高科技企業，年銷售額達9億元。包括大慶石化、燕山石化、揚子石化、茂名石化在內的一批大型企業，都是浙江中控的用戶。企業的主導產品之一的網絡化控制系統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和浙江省科技進步一等獎，SUPCON集散控制系統產品于2005年被國家質檢總局認定為中國名牌產品，成為首個集散控制系統的中國名牌產品。
北分瑞利
北京北分瑞利分析儀器集團有限公司由原國有大型企業北京分析儀器廠和北京瑞利分析儀器公司于1997年改制而成，是一家在中關村科技園區注冊的高新技術企業，國家分析儀器行業歸口研究所和分析儀器產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均設在該企業內部。經過40多年的發展，北分瑞利已成為目前中國規模最大的分析儀器制造廠商。
吳忠儀表
始建于1959年，改制于1997年，上市于1998年的吳忠儀表股份有限公司，是自動化儀器儀表行業的一家龍頭企業。企業的主導產品之一的調節閥市場占有率達25%，廣泛應用于石化、化工和電站建設領域。在國家認定的企業技術中心科技經費占銷售收入比例前100名企業中，吳忠儀表列第53名，達到7.19%。
記者手記:用戶的惰性
有人曾經講過這樣的話，大意是說人在20歲之前要琢磨清楚自己的腦子里想什么，在20歲之后要琢磨清楚別人的腦子里想什么。這是一種能力，如果有人活到80歲了還在琢磨自己想什么，那就是非常不成功的表現。所以，人在20歲之后成熟起來的標志，就是一定要琢磨清楚別人想什么。
我們的裝備制造企業顯然已經成熟了，因為這些企業知道用戶在想什么。有采訪對象告訴記者，用戶對國產的儀器儀表之所以能用而不用，是因為想用而不敢用。為什么不敢用呢？就是怕丟掉烏紗帽，怕被抓起來坐牢。能夠站在別人的角度考慮問題，這是一件讓人高興的事情。
高興之余，記者想到的是裝備制造企業是知道用戶在想什么，那用戶知道這些企業在想什么嗎？如果再追問一句，裝備制造企業也好，用戶也好，他們知道國家在想什么嗎？不是說，振興裝備制造業體現的是國家的意志嗎？
“市場經濟+強有力的政府干預”，這種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被稱之為“亞太模式”。盡管有經濟學家用“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來評價政府主導市場經濟的經驗和教訓，然而國際經濟界普遍認為采用“亞太模式”是戰后亞太地區一些國家和地區高速成長的關鍵因素。例如：日本政府通商產業省在戰后的機械工業振興運動、電子工業振興運動、大規模集成電路攻關中，發揮了重要的促進作用；而韓國的迅速崛起，也被看成是“亞太模式”的范例。
也許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在記者采訪中不斷有企業的高管提到韓國和日本的經驗。然而對于中國能否復制韓國和日本的經驗，記者則多多少少有一點擔心。不必說政府改革的滯后，單是用戶的惰性，就足以讓振興裝備制造業體現的國家意志大打折扣。
記得有國外學者在《創新者的窘境》一書中談到過用戶的惰性，指出被現有的成規模的用戶惰性所牽制，有可能使我們喪失突破性的技術機會。
那么，什么叫用戶的惰性呢？
首先，當用戶接受某一套產品技術，認可自己選擇的合理性的時候，會自然而然產生一種心理惰性。
其次，用戶認可自己已經熟悉的產品技術，對轉而使用其他的陌生技術經常會產生一種恐懼心理。
第三，成規模的現有用戶群體能夠構成一種現成的社會輿論基礎，加強他們的彼此認同。
很顯然，所有這些用戶的惰性，在我們大企業用戶的身上都表現得淋漓盡致，其中尤以恐懼心理為甚。因為這些企業對使用進口的儀器儀表形成依賴性，所以對轉而使用國產的儀器儀表產生恐懼，也就有了怕丟掉烏紗帽、怕被抓起來坐牢。
惟其如此，與其他的行業相比較，儀器儀表的市場進入門檻顯得更高一些，首臺首套的難度顯得更大一些。以自控裝置為例，所謂首臺首套不是指價格幾十萬元或幾百萬元人民幣的一兩個裝置或輔助裝置，而是價格五六千萬美元、全廠性的幾十個裝置。在用戶的惰性積重難返的情況下，用戶可以象征性地讓國內的企業制造一兩個輔助裝置，而主要裝置仍然選購進口。于是，所謂首臺首套變成了一種點綴，裝備制造企業連門檻都沒有邁進，更不要說登堂入室了。
怎樣克服用戶的惰性呢？首當其沖的是改造我們的學習觀念。傳統的觀念認為最好的學習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而現代的觀念認為最好的學習改變了人們的行為方式。顯而易見的是，使用國產裝備是一種“行為”，而不是一種“思維”。
當然，僅僅改造我們的學習觀念還不夠，還要改變我們的政策，還要提出一個系統的、完整的解決方案，使這種用戶惰性的生存空間得到最大的壓縮。換言之，加快振興裝備制造業不能雷聲大雨點小，不能只停留在喊口號階段。
而在上海的南北高架公路上，當華燈初上的時候，出租車司機這樣告訴乘客：“現在整個城市的交通照明，不是像過去那樣按鐘點開、關了，而是有一個根據光線明暗程度自動控制開關的照明控制系統。”
記者親身經歷的這兩個例子，從一個側面說明了無論是在國民經濟的運行還是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中，儀器儀表和我們的關系都越來越密切了。
工業的“神經中樞” 與最后的安全屏障
經濟全球化的結果，很有可能會造成一些國家是頭腦國家，另外一些國家是軀干國家。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必須既有軀干又有頭腦，而儀器儀表恰恰是頭腦的“神經中樞”，也是最后的安全屏障。
據中國儀器儀表行業協會理事長奚家成介紹，儀器儀表品種門類繁多。其中，對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和重大裝備影響最大的，是自動化控制系統及主干現場儀表和關鍵精密測試儀器，有很大的市場發展空間。以廣泛應用于工業領域的DCS（分散型數字控制系統）為例，我國DCS市場目前正處于上升和發展的成長期，還處在從大型工程逐步向中小型工程、從主應用領域（如石化、化工、電力和冶金等行業）逐步向全工業范圍（如市政、食品、建材、環保和交通等領域）擴展的階段，市場遠沒有飽和。特別是近年來，大量的國內企業紛紛采用先進的DCS改造傳統產業，吸引全球的DCS制造商將目光轉向中國市場。
“儀器儀表是現代工業核心技術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在世界上都是公認的。”奚家成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作了肯定的回答。他強調說，對于這個問題有關方面的反應一直很強烈。
一方面，以王大亨為代表的一些中國科學院院士，多次上書國務院（幾乎政府每換屆一次就上書一次），從科研的角度強調中國的儀器儀表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果高等級、高檔次的儀器儀表不能自立，中國就不能成為科技大國，就不能成為創新型國家。有數據顯示，在包括物理、化學、生物在內的自然科學領域，有接近60%的諾貝爾獎與儀器儀表有直接的或間接的關系。比如發明了顯微鏡后，人們知道世界是由很小的微觀粒子組成的。
另一方面，中國工程院的一些院士和中國儀器儀表行業的一些專家從工業發展的角度呼吁，大型企業的控制系統如果被外國所壟斷就根本不能自立。因為稍有風吹草動，人家高檔的儀器就不賣給你，要么賣給你的就是低兩三個檔次的儀器。
奚家成表示，隨著整個裝備工業的大型化、復雜化、信息化和集成化，儀器儀表在現代工業中的重要性，已經從過去所說的“五官”，上升到現在的“神經中樞”。隨著大裝置越來越復雜，坐在控制室里就能夠看到整個現場。經濟全球化的結果，很有可能會造成一些國家是頭腦國家產生并輸出知識，另外一些國家是軀干國家只引進和應用知識。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必須既有軀干又有頭腦。而儀器儀表，恰恰是頭腦的“神經中樞”，因為信息化是和控制系統連在一起的。以發電設備為例，如果電機、鍋爐和汽輪機是國內的，而測控設備是國外的，那么企業就不知道用什么參數控制主設備的運行，人家賣給企業的這個軟件等于“黑軟件”。
奚家成強調說，沒有高水平、高質量的測控設備，大型化、高參數化、工況復雜化的現代工業重大裝備將無法運行。現代流程工業的工藝參數、技術特點、Know-how專利，絕大部分都由主設備與測控設備軟硬件緊密結合予以實施。儀器儀表在代表我們國家命脈的重化工業、大能源工業中發揮的作用，不但是正常運行的“神經中樞”，而且是最后的安全屏障，因為任何安全隱患的異常反應都首先出現在儀器儀表上。
跨國企業強勢進入 國內用戶能用而不用
一方面，跨國公司的強勢進入，使中國儀器儀表行業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用戶對國產的儀器儀表能用而不用或者想用而不敢用，又使企業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
奚家成告訴記者，與別的行業相比，中國儀器儀表行業的市場準入形勢，似乎顯得更加嚴峻一些。一方面，因為門檻高，國產儀器儀表不容易進入這個市場，是這個行業非常典型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因為跨國公司的強勢進入，已經使中國儀器儀表行業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了。
從工業總產值和銷售額這兩個指標來看，已經本地化了的外資企業，占有的市場份額大體上是44%左右。而從國外進口的儀器儀表，還要占到市場份額的20%左右。這兩項加起來，已經超過了市場份額的一半。儀器儀表行業的一個特征就是貿易逆差比較大，是機械工業13個行業里逆差最大的一個。2005年進出口總額193.59億美元，其中進口高達140.14億美元。再加上跨國公司的經營、資金、服務和人脈關系等優勢都非常明顯，包括大家眾所周知的到外國的免費旅游等。國產儀器儀表即使在技術上達到了進口產品的水平，也仍然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更讓人困惑的是，用戶對國產的儀器儀表能用而不用、想用而不敢用，又使企業陷入孤掌難鳴和孤立無援的境地。特別是現行的國產化的考核方法，不是按核心技術而是按投資總額的百分比考核。由于國產的儀器儀表所占的絕對值不大，因此很容易被當作了分母。
記者在采訪中還了解到，有專家曾經說，上海一家非常有名的儀器儀表企業，就是因為總是被國內的用戶拒之門外，結果被逼無奈把自己近90%的股份賣給了GE。而跨國公司為了大舉進入中國的市場，甚至不惜采用了低價傾銷的策略。例如今年9月，在寧波某石化企業全廠性的自動化控制系統招標中，日本一家企業以超低價中標，其成交價只相當于國內企業報價的30%。這種低價傾銷的現象，以前還沒有出現過，而國內目前也尚未出臺相應的政策。凡此種種，無不使國內企業陷入腹背受敵的困境。
夾縫中求生存 國內企業無奈“曲線救國”
通過“出口轉內銷”、“農村包圍城市”、“肥水不流外人田”等策略，國產儀器儀表已經在一些行業取得突破，并開始打破外資的壟斷，但在另一些行業雖有發展卻依然不容樂觀。
難能可貴的是，國內企業盡管在夾縫中求生存，仍然左沖右突，平添了幾多希望的亮點：
一是“出口轉內銷”。國產儀器儀表自主化的一個關鍵問題，是首臺首套產品用戶不用。在自主創新的首臺首套產品市場準入難以突破的情況下，北京和利時的首臺首套業績是在巴基斯坦取得的。該企業為巴基斯坦恰希瑪核電站研制的自動化監控系統，是和利時在核電自動化領域接下的出口第一單。
就在巴基斯坦核電項目實施的過程中，和利時贏得了核電秦山聯營總公司的關注和信任，并最終贏得了秦山2×600兆瓦核電二期工程電站過程計算機系統的合同。此后一發而不可收，和利時中標自動控制系統的陜西國華錦界60萬千瓦1號亞臨界火電機組，已于今年10月正式投入運營。
二是“農村包圍城市”。國產儀器儀表自主化的一個悖論，是國有企業對進口產品情有獨鐘，而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反而支撐和“養大了”一批儀器儀表企業。以浙江中控為例，企業每年中標的1000多個項目，有70%～80%是從民營企業那里獲得的。如今，很多國有企業也成了浙江中控的“鐵桿用戶”，例如馬鞍山鋼鐵廠的30多套控制系統、杭州龍山化工總廠的10多套控制系統都是購買的浙江中控的產品。目前，該企業開發研制的控制系統在石化、化工行業的市場占有率已達到全國第一位。
三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中國電力集團總公司屬下的國電智深，如今已不再是“墻內開花墻外香”，而是憑借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先后中標了河北龍山電廠60萬千瓦亞臨界火電機組的自動控制系統、大連莊河電廠60萬千瓦超臨界火電機組的自動控制系統，并已簽訂合同，第一套設備今年交貨明年投入運營。
有專家指出，國產儀器儀表已經在電力行業取得突破，開始打破外資的壟斷。但在其他的一些行業形勢仍然不容樂觀，例如在石油化工領域，仍然是“大象的屁股——推不動”。有人甚至直言不諱地說，煉油的工藝比較簡單也比較穩定，國產的測控設備完全可以滿足用戶的需求，但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這些大型企業是很難采用的。
制造創新與應用創新脫節 產品市場準入的困難大于研發
過去有偉人講過這樣的話，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現在加快振興裝備制造業，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同樣不可忽視，甚至可以說成敗在此一舉。
有一種風險，叫做政策風險。很多儀器儀表設備進口整機免稅，但國內企業自主研發的產品中部分零部件的進口卻要上稅，這就從政策上人為地削弱了國內企業的競爭力。有專家考查過深圳的一家醫療儀器企業，該企業生產的危重病人監護儀可以大量出口，但在國內銷售卻受到歧視，原因就是政府定價。醫院使用進口的監護儀每小時收費約20元，而使用國內儀器每小時收費約2元。醫院為了追求高回報，就不會買國內企業生產的儀器。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進口儀器價格賣得貴不見得不出毛病。例如業內都知道的上海大乙烯石化工程，雖然用戶購買的是價格昂貴的進口儀器，但照樣出了問題，只是出了問題以后沒有人追究罷了。而不少企業的高管，在談到一些高端用戶熱衷于購買進口儀器的原因時，用的最多的兩個字是“有錢”。為此有專家認為，所謂公款消費，不僅僅存在于生活資料領域，也存在于生產資料領域。因此，中國有必要設立“購買國產裝備專項貸款”，讓國家的錢“好鋼用在刀刃上”。
奚家成則一針見血地指出，加快振興裝備制造業需要解決觀念、體制、政策三大問題。在談到首臺首套的政策時，奚家成建議引入保險機制。也就是說，讓保險公司參與進來，給首臺首套上保險。與此同時，還要建立起相應的評估機制。例如，美國對一些重大的項目要開聯席會議，請方方面面的人一起來研究。中國現在還沒有這種“聯席會議”制度，可以先建立起一種評估機制，請全國的專家來把關，請保險公司參與招標，真正給國內的企業一個公開、公正、公平的競爭機會。在他看來，純粹按投資總額百分比考核國產化的政策應該得到調整。
記者注意到，由于儀控產品的制造創新與應用創新嚴重脫節，企業普遍反映市場準入的困難大于研制開發，落實試點應用耗費的時間、精力超過技術攻關。與此同時，在一些已宣布成功的國產化項目中，儀控產品仍全部進口。
針對一些高端用戶購買國產儀控產品沒有動力的現狀，浙江中控總裁金建詳建議，凡大型或超大型企業應用國產自控裝置成功的應給予確認，例如授予科技進步獎。而拒絕應用國產測控裝備的企業高管，給予相應的處罰。為了使高端用戶想用不敢用變為愿用和敢用國產自控裝置，金建詳建議設立風險金，為用戶化解風險。同時，國家要提出一個系統的完整的解決方案，例如在項目審批中提出明確的國產化要求，盡快啟動試點工程。
目前，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導師、教授和專家普遍使用進口儀器，而這些導師、教授和專家與其助手、學生有一個傳承關系。長此以往，我國的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將成為進口儀器的“培訓中心”。對此，北分瑞利總經理王建春指出，這些導師、教授和專家應該率先垂范，帶頭使用國產儀器。他告訴記者，國家曾經成立過一個大型儀器辦公室，現在應該繼續發揮協調作用。
北分瑞利董事長、黨委書記閆增序認為，改革開放近30年了，國產儀器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國家應該提倡用戶使用國產儀器。與此同時，國內的企業應該大力拓展國產儀器的市場功能，真正成為自主創新的主體。在他看來，加快振興裝備制造業不是一個企業單打獨斗的游戲，而是一項團體賽。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要贏得這場比賽，既要有“參賽選手”，也要有“陪練隊員”。因此，制造部門和應用部門不但要志同道合，而且要同心協力。換句話說，就是軍功章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國內主要制造企業
和利時
始創于1993年3月的北京和利時系統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如今已發展成為一家在工業自動化控制和信息管理領域的現代高科技企業。企業擁有包括大型綜合監控系統、分布式控制系統DCS、可編程控制器PLC在內的多種品牌的自主產品，擁有自主開發的產品專利和計算機軟件著作權50多項。在國家認定的企業技術中心排序中，和利時列第36名，是儀器儀表行業的佼佼者。
浙江中控
浙江中控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自動化產品科研開發、生產制造、市場營銷及工程服務于一體的國家級高科技企業，年銷售額達9億元。包括大慶石化、燕山石化、揚子石化、茂名石化在內的一批大型企業，都是浙江中控的用戶。企業的主導產品之一的網絡化控制系統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和浙江省科技進步一等獎，SUPCON集散控制系統產品于2005年被國家質檢總局認定為中國名牌產品，成為首個集散控制系統的中國名牌產品。
北分瑞利
北京北分瑞利分析儀器集團有限公司由原國有大型企業北京分析儀器廠和北京瑞利分析儀器公司于1997年改制而成，是一家在中關村科技園區注冊的高新技術企業，國家分析儀器行業歸口研究所和分析儀器產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均設在該企業內部。經過40多年的發展，北分瑞利已成為目前中國規模最大的分析儀器制造廠商。
吳忠儀表
始建于1959年，改制于1997年，上市于1998年的吳忠儀表股份有限公司，是自動化儀器儀表行業的一家龍頭企業。企業的主導產品之一的調節閥市場占有率達25%，廣泛應用于石化、化工和電站建設領域。在國家認定的企業技術中心科技經費占銷售收入比例前100名企業中，吳忠儀表列第53名，達到7.19%。
記者手記:用戶的惰性
有人曾經講過這樣的話，大意是說人在20歲之前要琢磨清楚自己的腦子里想什么，在20歲之后要琢磨清楚別人的腦子里想什么。這是一種能力，如果有人活到80歲了還在琢磨自己想什么，那就是非常不成功的表現。所以，人在20歲之后成熟起來的標志，就是一定要琢磨清楚別人想什么。
我們的裝備制造企業顯然已經成熟了，因為這些企業知道用戶在想什么。有采訪對象告訴記者，用戶對國產的儀器儀表之所以能用而不用，是因為想用而不敢用。為什么不敢用呢？就是怕丟掉烏紗帽，怕被抓起來坐牢。能夠站在別人的角度考慮問題，這是一件讓人高興的事情。
高興之余，記者想到的是裝備制造企業是知道用戶在想什么，那用戶知道這些企業在想什么嗎？如果再追問一句，裝備制造企業也好，用戶也好，他們知道國家在想什么嗎？不是說，振興裝備制造業體現的是國家的意志嗎？
“市場經濟+強有力的政府干預”，這種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被稱之為“亞太模式”。盡管有經濟學家用“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來評價政府主導市場經濟的經驗和教訓，然而國際經濟界普遍認為采用“亞太模式”是戰后亞太地區一些國家和地區高速成長的關鍵因素。例如：日本政府通商產業省在戰后的機械工業振興運動、電子工業振興運動、大規模集成電路攻關中，發揮了重要的促進作用；而韓國的迅速崛起，也被看成是“亞太模式”的范例。
也許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在記者采訪中不斷有企業的高管提到韓國和日本的經驗。然而對于中國能否復制韓國和日本的經驗，記者則多多少少有一點擔心。不必說政府改革的滯后，單是用戶的惰性，就足以讓振興裝備制造業體現的國家意志大打折扣。
記得有國外學者在《創新者的窘境》一書中談到過用戶的惰性，指出被現有的成規模的用戶惰性所牽制，有可能使我們喪失突破性的技術機會。
那么，什么叫用戶的惰性呢？
首先，當用戶接受某一套產品技術，認可自己選擇的合理性的時候，會自然而然產生一種心理惰性。
其次，用戶認可自己已經熟悉的產品技術，對轉而使用其他的陌生技術經常會產生一種恐懼心理。
第三，成規模的現有用戶群體能夠構成一種現成的社會輿論基礎，加強他們的彼此認同。
很顯然，所有這些用戶的惰性，在我們大企業用戶的身上都表現得淋漓盡致，其中尤以恐懼心理為甚。因為這些企業對使用進口的儀器儀表形成依賴性，所以對轉而使用國產的儀器儀表產生恐懼，也就有了怕丟掉烏紗帽、怕被抓起來坐牢。
惟其如此，與其他的行業相比較，儀器儀表的市場進入門檻顯得更高一些，首臺首套的難度顯得更大一些。以自控裝置為例，所謂首臺首套不是指價格幾十萬元或幾百萬元人民幣的一兩個裝置或輔助裝置，而是價格五六千萬美元、全廠性的幾十個裝置。在用戶的惰性積重難返的情況下，用戶可以象征性地讓國內的企業制造一兩個輔助裝置，而主要裝置仍然選購進口。于是，所謂首臺首套變成了一種點綴，裝備制造企業連門檻都沒有邁進，更不要說登堂入室了。
怎樣克服用戶的惰性呢？首當其沖的是改造我們的學習觀念。傳統的觀念認為最好的學習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而現代的觀念認為最好的學習改變了人們的行為方式。顯而易見的是，使用國產裝備是一種“行為”，而不是一種“思維”。
當然，僅僅改造我們的學習觀念還不夠，還要改變我們的政策，還要提出一個系統的、完整的解決方案，使這種用戶惰性的生存空間得到最大的壓縮。換言之，加快振興裝備制造業不能雷聲大雨點小，不能只停留在喊口號階段。
